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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文

“听闻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女士仙游，有一些吃惊和悲伤。上世纪80年代，程女士之作品《蓝屋》曾给我个人带来巨大影响，激励了一个乡下顽童走上了自我奋斗之路。”

2013年4月23日，读到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女士去世的消息，我在微博上写下这样几句话。她去世消息传出的时候，我刚签发《中国周刊》下厂印刷，那期杂志的封面——一张极其醒目的拍摄自北京房山某地的真实事件的照片——“村里来了拆迁队”，上面配了四个醒目大字，“粗鄙时代”。虽然这期内容并不多出彩，但这个封面却成了这本时蹇命乖的杂志和我个人媒体生涯最高光的时刻，照片和杂志封面四个字出自同事的推荐和建议，却也是我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大势判断。杂志甫一出街，便接到许多短信、电话，老朋友说：“学东，你这是在为时代定性啊。”

有没有为时代定性，如今已经不重要了。但有一点，非常肯定，如果我1984年没有读到程乃珊的《蓝屋》，也可能会进入媒体行业，但30年后的我，不可能会做出这样一个封面。而能走到这一步，除了不断地努力学习和自我反省，也当有程乃珊的《蓝屋》对我的启蒙之功。

《蓝屋》

程乃珊/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

一

1979年秋天，我进入了江苏省武进县前黄中学读初一。学校离我家6华里。

前黄是武进的一个乡，过去属于阳湖地区，向有耕读传统，明朝最后一个状元杨廷鉴就是前黄人。创办前黄中学的乡邑前辈中，主要就是杨氏后裔。1939年，前黄有识之士杨锡类、杨木者、潘贤导等在前黄景德寺旧址创办了私立新园初级农校，后来与其他学校合并，改为私立新园中学。鼎革以后，1953年由武进县人民政府接办，改名武进县前黄中学。恢复高考后的1980年，前黄中学再次被江苏省列为首批要办好的重点中学。

前黄中学在当时的乡村中学中，有着较好的办学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有一个阅览室，一个图书室。阅览室是学校订阅的各类杂志，学生课余可以进去翻阅；图书室则是学校购买收藏的图书，数量几何，我并不清楚。

当年前黄中学的阅览室里，订阅的杂志品类应该是相当丰富。我后来涉猎中国当代报刊业的发展史，认为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是中国杂志业的黄金时代。那时，一面是被政治压抑的欲望和情绪扩散，一面是新时代知识追求以及情感投射的需要，两股洪流得益于政治环境适度宽松，造就了中国杂志业的辉煌。

这从前黄中学订阅的杂志就可见一斑。我还记得的大致有：《十月》《收获》《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昆仑》《译林》……好像各个省都还有一份以省份命名的文学杂志。

如此丰富的杂志，对于喜欢读课外书的我来说，就像老鼠跌进了白米囤。如果不幸去了政平中学，首先就没有了这个机会。

二

我父亲是文革前的高小毕业生。那时在农村，高小毕业生就算个秀才了。因为识文断字，父亲喜欢读小说。我小学就喜欢读小说,估计也是受他的影响。那些小说都是父亲通过村里的老师借回来的，有时父亲会随手扔在枕边或者在床一侧叠放衣物的搁板上，有时会藏在枕头底下、或抽屉里，但我总是能找到。

今天来看，这些小说似乎无甚营养，很多小说从政治立场文学价值来看，依今天的标准就是文字垃圾，例如《虹南作战史》这样的小说，即使没有文学价值和营养，却有历史研究价值。这些图书给一个乡野少年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启发了我有限的想象力。比如，我第一次读到了“绵里藏针”这个词，说的是一个国民党“顽军”头领诡计多端，人称“棉里针”，很多人吃过他的亏，他跟新认识的人握手，掌心捏着一团棉花，人不解，握手则被针扎，故称“棉里针”……

正是通过这种半懂不懂的半吊子阅读，我对世界的认识，不再只有过去靠自己的双脚能够丈量到的、狭小而熟悉的江南土地——我开始通过那些小说的描写，触摸一个全新的世界。

三

在前黄中学读书，从第一次怯生生走进阅览室，那里的杂志就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充满诱惑的世界。

我当时的兴趣，主要在文学刊物和画报上。1985年春天，即将考大学时，别人早自习都在复习，我却埋首在堆满复习资料的书桌上，透过桌子上的窟窿读着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解放军文艺》上刊载的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莹》，看到悲伤处，忍不住抽噎。适值我的历史老师李培森先生巡视经过，但他没有严厉批评我，也没有没收我的小说，也因此，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就成为我中学时代读完的最后一本小说。我大学毕业时曾经动过要不要去解放军文艺杂志求职的念头。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李存葆 /著

华艺出版社

1993年12月

再比如《译林》杂志，我永远记得在这本杂志上读到的日本推理小说西村京太郎的《敦厚的诈骗犯》的故事，当年我也很困惑于《克莱默夫妇》里好好的两口子为什么要离婚，后来知道这部小说翻拍的同名电影得了奥斯卡奖，更晚才知道，中产阶级的中年夫妇离婚意味着什么，才理解了这部小说的意思。

《克莱默夫妇》

艾弗利.克尔曼 /著

万培德 彭恩华 /译

译林出版社

1992年2月

我第一次接触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的时候，并不知道白先勇是什么人，但尹雪艳的故事我却记住了，有时写文章也会东施效颦地模仿这部小说的开篇“尹雪艳总也不老”，当然，我喜欢把“总也”改成“永远”。学校有那么一个阅览室，我又喜欢文学类杂志，气氛到了，遇上了程乃珊女士的小说《蓝屋》，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年

四

《蓝屋》的作者程乃珊，当年还是上海作家，后来移居香港，据说她写作的主题主要是关于上海生活。她去世以后，媒体称她为“上海的女儿”。

我大概是在1984年春天读到这篇小说的。那一年，我高二第二学期，身边的同学大多已经进入了迎考状态，但我照样去图书馆借小说看。

在程乃珊笔下，蓝屋是解放前上海滩上屈指可数的豪富之一——钢铁大王顾福祥的宅第，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顾福祥的孙子顾传辉原来并不知道自己是“蓝屋”的后人，他大学毕业后分到一家仪表厂做技术工作，迷上了厂绘图室里新调进的一位姑娘白虹。白虹喜欢写诗，模样长得娴静恬美，完全不同于传辉之前钟情过的女孩子类型，有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的见解。顾传辉失去了自信，怕自己配不上白虹。一次偶然的机会,传辉发现父亲原来是钢铁大王顾福祥的二儿子，后来经同事穿针引线，他认识了自己的堂兄、叔父的儿子传业，知道了一些家族往事。在锦江俱乐部里，传业领着传辉见世面，传辉回到家里却惹得爸爸生了一场气。原来他的父亲是为了与他母亲的爱情才和祖父决裂，搬出了蓝屋，自食其力,成了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他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回到蓝屋去乞求施舍。

而传辉所迷恋的姑娘白虹，则是一位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为了爱和被爱的权利，她放弃特权到基层工厂工作。白虹跟传辉的母亲很谈得来，也喜欢传辉家那种朴素典雅的气氛和普通玻璃杯里插着的石竹花。

蓝屋的一次周末聚会，气氛并不融洽，白虹听完音乐会也来到了蓝屋，在这里碰到了传辉，她才知道前几次传辉失约并非为了学习或工作，而是热衷于回蓝屋“寻根”并希望能有好处，深感痛苦和失望。传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白虹，并没有要叔叔的钱，而是回厂上班后参加了技术革新小组，希望自己重新获得这位姑娘的爱……

这样一个故事，今天看来老套乏味，当年却很切合中国社会从毁灭性的运动中重建生活的调性，既有对财富的渴望，也有对平静生活、爱与美的渴望。

这部小说最初吸引我的，并不是书中张扬的自我奋斗，更多的应该是年轻人对城里人感情生活的好奇，以及对好人错过不能在一起的痛惜。但是，这部小说中，除了对这种朦胧情感的好奇和想象，我还读到传辉的父亲为了爱情与自由断然走出蓝屋这个金丝鸟笼，自食其力；白虹为了拥有正常人的生活隐瞒身份到陌生的世界去工作。这样的故事同样有着某种特别的光环。那就是后来说的“自我奋斗”，以及今天常说的“世界很大，我要出去看看”的渴望。

五

如果不是跳出了农门，读了一些心理学的著作，我也不会知道所谓的青春期叛逆这一概念。但是，在城市同龄人享受青春期叛逆的时候，我却没有表现出那个年龄段孩子任何忤逆长辈意愿的样子。

我自小是个好孩子，懂事听话本分守规矩，上学读书后，对于长辈和老师的话几乎没有任何违拗，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这是普通农家孩子童年少年时代常见的特点、优点，我后来知道，这也是一种影响终生的缺憾。

因为出身农家，我熟悉周边乡村的田野河流以及各种农作物、鸟雀、鱼虾、植物；因为我的师长，他们给我们在知识教育之外打开的视野，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渴望；因为前黄中学的图书室，我对1980年代复兴的文学作品有了最初的接触，而且几乎是跟潮流同步（某种程度上超越师长视野的世界）。也因此，1984年当我读到程乃珊的小说《蓝屋》，它所蕴含的自我奋斗的价值观，在1985年高考前，终于在我身上发芽了。”

我曾经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中这样回忆当年。

被生活碾压的叛逆，并非不存在。每一个孩子，即使是乖孩子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叛逆的小鬼，它只是在选择适当的时机而已。

即如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所言，“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我第一次真正的叛逆，延后到了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时才真正爆发出来。

那时，全家甚至学校最大的目标，无非都是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吃上皇粮。这让我在填报志愿时，放弃学校和南京大学给与的机会，第一次自作主张，做出与命运对赌的决定——显得多少有些暗淡无光，还被认为是一种青年人的傲气。

但是，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人生迟到的第一次反叛，这是程乃珊在《蓝屋》里借由白虹和顾传辉的父亲的故事告诉我的道理——他们隐身在一个自己同类不熟悉的世界，契合了我当年有些模糊隐秘的心理。

这种心理并不是《决裂》里那个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穿着皮鞋，嘚瑟地不认自己农民老爹那种，而是“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的最初幼稚展露。这种幼稚，恰恰正是内心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无比珍贵。父母师长最后都还是听从了我的决定，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尽管当时的我多少还有点懵懂，也不知道真实的社会并非如小说般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是，我选择了相信白虹和传辉的父亲遵从的自立的价值，亦即我后来归总的“自我奋斗”的价值，我要去远方，要去没有熟人的地方，凭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番天地来。

我确实还算基本做到了。

如果不是读到程乃珊的《蓝屋》，我青春期的叛逆可能还会发生，或许在上大学时，这已经在我经验生活之外了。幸运的是，《蓝屋》对个人奋斗价值的肯定，已经在我的心田播下，发芽了，每一年都在倔强生长。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也曾有过动摇、摇摆，但这种自我奋斗的价值观支持着我在人生路口，常常做出与世俗相悖的选择，最终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至今，这仍是我的精神底色。

我没有后悔过。这才是命运对我最大的眷顾。